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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濒临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中国有何“粮策”?

黑帽廉颇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大为

2020年9月21日在《中国新闻周刊》第965期发布

对粮食安全的关注正成为一个周期性的话题。

2020年的这一轮普遍关注并非没有根据。今年新皇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曾经触发了国际食品市场的波动。“今年至少有25个国家将面临严重饥荒的风险 ,世界正处于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的边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最近联合发布了“严重粮食不安全热点的预警”,发出了令人们担忧的命令。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为了确保国内供应,包括俄罗斯 ,越南,埃及和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限制甚至停止了粮食出口 。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了极大影响,一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变得极为被动。。

这使一些人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 。“随着国内食品市场和政策的最新调整,国有部门对夏季谷物的购买减少。此外,该国最高领导人再次认真强调消除食物浪费 ,并倡导食物保护 。在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公众和学术界大大增加了对粮食安全的关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在最新文章中写道。

农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张晓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总体而言 ,中国已经实现了“谷物的基本自给自足和定量配给的绝对安全”。但是,从长远来看 ,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将长期处于“紧张平衡”状态,仍然有必要提前计划以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

一些专家还指出,在粮食安全处于“紧密平衡”状态下,最令人担忧的是市场恐慌,这导致ho积并进一步加剧了恐慌。

根据农业和农村事务部提供的数据,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3万亿斤 ,人均口粮消费量为150公斤 。以合成食品计算,百公斤口粮可以满足一个中国人一年的消费需求。农业和农村事务部植物管理司司长潘文波指出 ,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为472公斤 ,高于国际人均400公斤的粮食安全标准。

《2020年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大米,小麦 ,玉米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75%,没有进口依赖问题 。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不缺粮配给,粮食安全得到了完全保证 。

中国对确保粮食安全的信心很大一部分来自谷物库存 。

中国各个谷物仓库中储存了多少谷物?近年来,在连年增产的光环下 ,中国三大主粮库存一直很高。据统计 ,2019年我国大米 ,小麦 ,玉米三大主粮期末库存总量约为2.8亿吨 ,其中大米 ,小麦两大口粮的期末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粮食和物质储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的大米和小麦储备可以满足该国一年以上的需求。这意味着 ,即使切断了外国供应并且没有粮食供应,14亿中国人仍然拥有吃 。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宝明认为,中国的国内粮食储备过大,至少三年内不会出现粮食供应短缺。一般来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供应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供应和需求,另一个是生产和需求 。曹宝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生产和需求的角度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紧密平衡”的,但是从供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过剩的 。

具体而言,根据农业和农村事务部和海关总署的数据,2019年至2020年中国大米的年消费总量约为1.97亿吨 ,国内大米的年产量约为1.99亿吨;中国小麦年总消费量约为1.12亿吨,年产量约为1.18亿吨 ,这代表了生产和需求的“紧密平衡”。2019年,中国谷物进口量为1.06亿吨,其中1785万吨谷物和谷粉,加上2.8亿吨主粮的总库存 ,导致粮食供过于求 。

中国大米  ,玉米和小麦的产量超过需求,库存积压很大,但与此同时,大豆和油菜籽也大量进口 。“一方面,没有释放更多产品的地方,还有积压,这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另一方面 ,没有(生产),大量进口依赖在国外 。”农业和农村事务部植物管理司副司长陈有全认为。这种现状已成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之一。

中国的粮食库存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储备库存和商品库存。储备库存进一步分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 。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之后,中国建立了以中央储备 ,省级储备为支撑,市,县和企业储备为基础的粮食储备体系。在谷物监管机构的职责下,要求当地在主要谷物生产区域中保持三个月的储备,在主要销售区域中保持六个月的储备,在生产和销售平衡区域中维持四个半月的储备。

自今年年初以来,上海 ,云南等省市的粮食储备库存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过多的库存是另一个负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瑜对此深有感触。从2019年3月下旬至4月初,他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团队一起前往河南和湖北省进行调查。钟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调查和走访中,发现这些地区基层粮库中的陈年谷物比例过高 ,储存时间长  ,成为无效库存。

其中,邓州基层粮站的工作人员说:“主产区粮库的粮食已经到了喉咙”,但由于价格高,拍卖的高价,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流通的状态研究团队还了解到,2019年春季 ,河南省o市的粮食交易率不到0.2%,湖北的交易率几乎为零。一家粮食公司的董事长还报告说 ,河南省有70%至80%的粮食已进入中国粮食仓库的粮食仓库,但加工公司无法接收粮食。“谷物在仓库里,不会出来”是许多加工公司的普遍感觉。

一些谷物品种经历了周期性的过剩,这是高产 ,高购买量和高库存的“三个高点”的叠加 。例如 ,2015年10月,国家食品管理局指出中国各种粮油储藏企业的储粮量是“空前”的,露天和简易储藏设施中与国家政策有关的储粮量也是“空前的”。在高库存的情况下,中国粮食储备吉林分公司的玉米,大米和其他谷物的库存严重超负荷,尤其是在玉米仓库已满时,“不出售,转让或储存”。在河南,购买和储存的政策性谷物超过3000万吨 。由于粮仓容量不足 ,无法开始以政策为导向的谷物收储 。

国家对各级粮食储备实行静态管理 。一旦实现了储备金的大小,未经相关部门的批准,就无法从仓库中释放储备金。《经济日报》曾经报道说,由于计划指示和市场之间的脱节,存储公司经常延迟轮换。当食品价格高时 ,他们不能轮流购物;当食品价格低时,他们不敢购买。粮食储备的轮换经常陷入“高价进,低价出”的困境,轮换的价差越来越大,储备公司遭受严重损失。

河南省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河南省粮食局现任调查员任伟民曾经写道,粮食采购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销售 ,而不是为了储存。“市场资金”已成为一个例外。每个人都希望延长存储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存储成本和利息补贴 ,这严重扭曲了买卖的基本原则。

曹宝明认为 ,高粮库存带来了巨大的财务负担,也造成了粮食质量和价值的下降 。在国家一级,对不同品种的谷物的储存寿命有明确的规定 。其中 ,在长江以南 ,大米的贮藏期限为2〜3年,玉米为1〜2年,豆类为1〜2年。长江以北,大米的储藏期为2〜3年 ,玉米为2〜3年 ,豆类为1〜2年。相比之下,玉米的存储相对简单,而大米的存储则不容易  。进行生物转移是困难的,并且处理已被淘汰的大量旧谷物无疑是一个难题 。

农业 ,农村和农民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张晓山认为 ,谷物不耐储藏 ,谷物储备过多是资源的浪费  。谷物储存后会有费用。从金融和仓储设施的角度来看,粮食库存的进一步大幅度增加是无法承受的负担 。

短期或周期性粮食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已成为威胁中国粮食可持续增长的棘手问题之一 ,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许多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调动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使农民“不受粮食种植的困扰”。但是 ,对于中国的粮食生产而言 ,另一个问题是,粮食种植的成本很高 ,而农民的收入却很低。

从投入成本的角度来看,江西省齐盛源农业的数据显示,一亩土地用于水稻育苗,耕作,农药  ,化肥和收割的支出共计760元  。以每亩干粮1000斤,每斤粮1.35元计算,每亩稻田收入为1350元,扣除成本后,每亩利润仅为590元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韩福玲教授在微博上发布了河北省文安县辛庄村一亩小麦的损益表 。以每亩小麦843公斤计,每亩收入843元。移除物种种植一亩小麦的纯收入为243元,包括种子,化肥,灌溉土地,农药 ,播种和收割的费用。没有人工成本的计算 。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毛学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推动中国食品生产成本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谷物的单位生产成本已经大大高于美国和巴西 ,并且成本差距逐渐扩大。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很高,核心问题在于许多产品的机械化程度有限。

为了解决农民的低收入问题  ,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自2004年以来,中国相继实施了四类农业补贴政策,即直接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材料综合补贴。2016年,中国实施了农业“三补贴”政策改革,将以前的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结合起来  ,形成了耕地保护补贴。

但是,直接谷物补贴政策的“尴尬”在于 ,补贴通常不是为谷物支付的,而是为农民或农田支付的 。农作物补贴的增加通常会推高农田租赁土地的租金,引发纠纷。其次,补贴额度不大,补贴资金分布在很多环节,相对于农资价格上涨 ,粮食收入低的情况 ,小额补贴限制了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

财政部江西省监察局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报告指出,这三项粮食补贴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中青年农民不愿种植粮食。主要原因是农民种粮效率低下。目前 ,江西农民种植粮食的收入每亩还不到1000元 ,仅相当于4到7天工作的农民收入。在某些地方,合同耕地的数量仅用于简单地计算耕种。结果 ,三项补贴已成为普惠制下的收入补贴。一些农民不种谷物,但仍享受直接谷物补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需要反思。他认为,如果取消补贴,农民种植土地的成本效益甚至更低   ,但可以减少补贴,重点应放在降低成本上  。党国英的调查发现 ,美国进口谷物的价格比国产谷物便宜30%。如果将国产谷物的价格降低30%,大多数中国农民将选择不耕种 。。

为了应对高昂的粮食成本,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施最低粮食收购价格政策  。在此之前,从1993年开始  ,中国实施了为期十年的保护性价格收购政策。两轮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促进粮食价格市场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未能突破价格障碍。

张晓山指出,最低进价和临时进储价政策不会随粮食价格的变动而波动,稀释了粮食的价格,直接扭曲了市场信号。谷物采购价格逐年上涨,并且与市场规则背道而驰,国产谷物已入库,进口谷物已进入市场 。党国英还指出 ,食品品种出现在市场上周期性的结构性盈余都与价格政策调整有关,这表明价格机制对响应不敏感。

“这是价格补偿分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张晓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目前正在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 。“就是说,补贴和价格与价格补偿是分开的,价格是价格。补贴是补贴,价格必须跟随市场 。”

毛学峰认为 ,食品价格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需要考虑政策惯性和多方利益的权衡。他建议 ,改革首先需要形成市场机制。政府不应过多干预谷物价格 ,以鼓励农民以价格种粮。第二 ,要提高粮食质量,放开价格 ,实现优质,优惠的价格。

实际上  ,不仅仅是普通农民认为种粮正在“流失”,而且地方政府也是如此。

在西南部的一些地方,有广泛的谣言说:“致富  ,铲除玉米是出路”,谷物生产和经济发展受到明显反对 。钟宇在调查中发现 ,有些地方要求减少玉米种植经济作物,但首先减少的是灌溉条件良好且坡度平缓的坝区的稻田 。

粮食生产投资不足,使当地粮食生产和需求缺口逐年扩大。钟瑜调查的云南和贵州两个省的六个县市中,无论是大产县还是小产县,自给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例如,贵州普定县的口粮消费差距达到46%;贵州水城县的当地大米产量仅为10,000吨。云南宣威县的粮食总产量足以满足猪的饲料消耗 ,超过95%的日粮需要在外部进行调整。

由于粮食生产不足 ,上述六个县市的粮食转移数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也在增加。“河南东北大米”是当地口粮供应的主体。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云南和贵州省正在从粮食生产和销售平衡区向主要销售区降级。退化趋势正在加速,退化程度继续加深。该报告认为,对粮食安全认识的偏差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地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明显不足 :土地破碎化程度高 ,规模化程度低,生产成本高 ,抗自然灾害能力差 。即使贵州省织金县的种植面积达到20亩以上 ,即使是一个大种植户  ,全县1000多个大种植户中也只有100种纯粮 。云南省宣威县的粮食生产基本上是单户家庭,耕地周转率只有10%。由于没有中等规模的运营,因此食品生产和管理的成本很高。贵州省普定县花储镇大米收入每亩1000元,五工成本高达1090元。

2018年,织金 ,宣威  ,宜良县的粮食机械化率分别为15%,30%和5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0%。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 ,贵州省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仅为24.7%,云南为29.8%,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3%,在全国排名第一和第五。国家的底部。云南省低产田4797.9万亩 ,单产不足500公斤,占可耕地的近一半,粮食作物种类繁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大。近年来,云南的草地粘虫,粘虫,蚜虫和stem虫依次出现 ,病虫害形势严峻 。另外,缺乏本地的存储和干燥设备,玉米霉菌的问题突出。宜良饲料工业园区的公司只能从黑龙江 ,内蒙古等地转移和加工它们 ,因为当地的玉米黄曲霉毒素含量超过50%。

大规模经营的问题也困扰着传统的粮食产区 。有关数据显示,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新业务实体的规模经营已占当地土地面积的一半。但是,钟宇的调查发现,平治和吉林新实体大规模经营的风险正在增加。地方地租的波动加剧 ,土地营业收入 ,补贴与地租的联动效应突出。良好的管理将推动土地转让价格的上涨。在抗灾能力方面,当地农田水利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田基础设施始终缺乏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 。此外,由于保险覆盖率低且补偿标准高 ,农民的补偿有限 。

目前,中国一些主要的粮食生产省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强省,经济低省,财政弱省”的困境。“粮食和粮食倒挂”现象很明显,主要粮食产区和主要粮食销售区之间存在结构矛盾。

毛学峰认为,为解决这一矛盾,可能有必要考虑对粮食主产区实行政策优惠,但仅靠少量转移支付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张晓山指出,黑龙江,内蒙古等粮食主产省正在为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牺牲 。对于这些粮食主产省,应建立反馈机制以调整分配方式,国家财政应将粮食主产省置于优先地位。

“在考虑粮食安全时 ,我们经常过多地关注库存。实际上,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短期来看 ,这是库存安全 ,从长远来看 ,是生产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陈明指出,将粮食储藏在仓库中不如将粮食储藏在地下,将粮食储藏在技术中以及将粮食储藏在农业中 。

耕地数量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盘”。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中国确保耕地数量的有约束力的指标。它被认为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安全线”。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土地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要求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耕地面积应分别保持在18.65亿亩和18.25亿亩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小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8亿英亩的耕地红线不是“基于脑的图”,而是由有关部门确定的通过土地资源管理等系统的研究和计算,并通过了中央,省,市,县,乡5级地域和空间规划的实施。18亿亩耕地的红线意味着中国人的粮食配给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和维持。

但是,中国的耕地保护仍然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中央农业局前局长陈锡文曾表示 ,在2008年之前的11年中,中国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25亿亩。由于它分散在各地,又花了11年的时间,因此没有吸引很多人。警觉。自然资源部于2017年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国土资源海洋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34863.22万公顷,耕地净减少量年内约有910,000英亩 。

在耕地减少的同时,耕地放弃的势头也在增强。有“季节性遗弃”,“非谷物遗弃”和“绝对遗弃”。在中国南方的山地丘陵地区 ,人均耕地面积太小 ,无法维持农民的基本生存,到处可见全年大面积荒废的耕地。

除了减少耕地,中国目前对耕地的过度利用和土壤污染还导致耕地质量下降,这正成为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另一个隐忧 。农业和农村事务部部长韩昌富指出,近年来 ,中国耕地总面积稳定在20.3亿亩左右 ,但耕地负荷却逐年增加。在数量上,该国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平均占用480万亩耕地。尽管占用与补偿之间是平衡的,但2010年至2017年耕地的净减少量超过780万亩 。在质量方面 ,许多地方退化和污染严重 。有些地方占用好土地,补充坏土地,占用水和旱地。2016年 ,全国优质耕地仅占29.5%。

中国农业集团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吴仪表示,中国耕地基础肥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仅为50%至60%,比欧洲发达国家低20%。和美国。我国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酸化,压实等问题十分突出。此外,据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的专家称,我国每生产一公斤谷物消耗约一吨水。目前,北部的谷物产量远高于南部,但淮河和北部地区(占全国耕地总量的60%以上)的水资源不足20%,资源和环境限制在不断收紧。

许多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农田保护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仍然是城市化的迅速扩大和土地利用的大量浪费。王小英认为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与地之间极为不和谐的关系 。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一方面确保粮食安全,另一方面确保城市建设用地极为困难。平衡 。

在动荡的城市化浪潮下,粮食安全的另一个隐忧是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这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并影响了粮食生产 。例如,湖南和江西是双季稻区。由于劳动力的减少 ,许多地方仅种一季稻就缓慢地种植水稻 。

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被向外转移,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土地被转移。目前,已经有超过7000万农户转让了承包土地,但中国农村的现实仍然是“大国小农”。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 ,我国小农户的数量占主要农业经营的98%以上,小农户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占耕地总数的70%区。我国有2.3亿农户,平均经营规模7.8亩 ,耕地不足10亩的农户有2.1亿户。这个很小大型甚至超小型的业务结构 。

张晓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2亿多农户中,只有30%-40%真正转移了土地并实现了中等规模的经营 。张晓山认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可能将所有这些小农赶出农业。实际上 ,由农村中老年人组成的“5060部队”正在承担着中国粮食生产的重任。

8月25日,中美签署了另一项农产品进口大订单 。中国再次购买了20.4万吨美国大豆和40.8万吨美国玉米。《中国新闻周刊》从农业和农村事务部获悉,随着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实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预计将继续增加。

不仅大豆,而且中国每年对棉花,植物油,糖和肉等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很大。实际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年进口额高达1800亿美元 。

中央农业办公室和农业和农村事务部专家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前秘书长成国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希望保持总体农产品供求平衡 。据估计,它需要38.5亿亩种植面积 ,而中国只有25亩。1亿亩的种植面积 ,这意味着通过进口解决了13.5亿亩的种植面积缺口。

成国强指出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但在全球食品市场上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合理的供应链,中国的食品进口来源相对集中,进口渠道相对单一。例如 ,在散装谷物贸易中,中国经常通过跨国谷物公司进行采购 。

跨国食品公司实际上控制着全球食品贸易和流通系统,这影响了全球食品的稳定供应 。以大豆为例,中国的主要进口国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而以ADM,Bunge,Cargill和LouisDuff为首的国际谷物商人控制着南美和美国70%以上的大豆供应。状态。程国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际谷物商人的商业逻辑的核心在于掌握仓储,掌握仓储设施意味着控制商品的供应。“国际谷物商人将农产品从原产地转移到仓储 ,港口运输和其他物流环节,最后到目标市场。牢固地掌握了整个全球供应链。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波动只是左撇子和右撇子。交给他们。关系。”程国强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肉,蛋和奶的消费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国际谷物商人集中在上游产业链的饲料供应端进行投资,而一些外资已深入国内育种业。

成国强认为,跨国粮商的国内投资行为仅遵循业务逻辑 ,不应将业务逻辑政治化。相反,中国谷物公司应该更多地了解国际谷物商人如何布局全球谷物供应链系统。

在成国强看来,日本的粮食安全战略值得中国学习。近年来,以卡路里计算的日本综合食品自给率一直徘徊在4大约0%。如果按有形农产品计算,日本的食物自给率仅为29%。2017年,《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显示 ,日本在113个参与国中排名第18位 ,远高于中国的第45位。早在1970年代初,日本就试图利用海外资源通过“海外农业”投资方法来确保国内食品的稳定供应。

成国强建议 ,应鼓励中国食品企业走出去  ,深入参与农业资源丰富国家的农业产业体系,部署仓储,物流和其他供应链,同时培养一些“核心”贸易伙伴来摆脱对传统农业出口国的依赖,抵制出现新兴贸易风险的可能性 。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4期

Tags:粮食中国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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